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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一千年:一部帝国兴衰史(2)

福卡斯统治时间很短,并且多灾多难。在东边,胡斯洛二世发动战争要替莫里斯复仇,这也算是给福卡斯提供了一个可以在拜占庭王公大臣面前耀武扬威的机会。这场战争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但这次波斯人气势如虹,短短几年之内就接二连三地攻克了许多重要的城镇,其中包括:狄奥多西马堡(Theodosioupolis,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达拉、阿米达和埃德萨(Edessa)。这些重要城镇的沦陷自然让拜占庭帝国荣誉扫地,但更严重的是,这意味着拜占庭帝国失去了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此外,在意大利战场,伦巴第人已经不受节制,并把他们的势力发展到了北部地区。就连在拜占庭帝国内部,福卡斯也没有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事实上,唯一支持福卡斯的是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他这样做或许是借此展示自己就是普世教会的精神首领,或是希望与拜占庭政府联手对抗伦巴第人,就像在莫里斯统治时期一样。福卡斯在位时多数时候都面临着各种针对他的武装反叛,这些反叛大多受到元老院贵族们的暗中支持,因为福卡斯曾对他们采取了特别严厉的限制措施。最严重的一次叛乱活动起源于非洲。当时的非洲总督希拉克略(Herakleios)是跟随莫里斯征战波斯人的老手,他支持自己的儿子(也叫作希拉克略)和侄子联手发动叛乱。推翻福卡斯统治的力量分为陆军和海军两个方面。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政变,因为叛军的行动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例如埃及有权有势、大富大贵的阿皮翁家族就表现得非常积极,他们甚至为此铸造了货币(包括金币)。如此不久,推翻福卡斯统治的反抗活动就发展成为一场全民内战。希拉克略的舰队沿途停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当他带着一幅圣母马利亚的画像,率领大军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同样受到了城内百姓的盛情款待。这时福卡斯的手下见势不妙,也纷纷弃他而去。于是在610年,小希拉克略率军进入君士坦丁堡城内,并将福卡斯处决了。

希拉克略上台两年之内,不但清除了军队中的福卡斯余党,还把福卡斯余党的零星抵抗剿灭干净了。但此时拜占庭帝国东西两线的形势极为危急,由于先前进行内战,以及调兵支援前线抗击波斯,使得当时的巴尔干半岛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设防的地方。因此,在福卡斯统治的最后几年以及希拉克略上台的早期阶段,出现了第二轮斯拉夫人迁徙的大潮,他们大量涌入希腊并定居下来。迁徙的过程虽然很缓慢,但导致拜占庭帝国在这个地区的领土主权不断缩小,只有依靠皇家海军守卫的沿海一带以及几个防守严密的重要城市没有受到影响。斯拉夫人集结在一个个斯科拉维尼艾(sklavinia),也就是军事堡垒周围的定居点,他们每支队伍都有自己的首领,有时偶尔也会形成某种类似联盟的军事组织。但他们没有组成一个类似于国家的政权结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会给拜占庭帝国带来某些更大的中央集权机构可能会造成的那种严重威胁。

在东线,接连获胜的波斯人根本就不打算考虑拜占庭元老院和希拉克略本人以丧权辱国为代价而提出的议和请求。实际上,在希拉克略上台的前5年,波斯人已经攻占了拜占庭帝国的一系列重要城镇——尽管一些军队持反对意见——在613年攻陷大马士革和凯撒利亚,在614年又拿下了耶路撒冷。波斯人攻陷耶路撒冷之后开始屠城,并且让基督教徒们极为震惊的是,他们还把真十字架和大量囚犯带回了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615年,波斯人已经进攻到君士坦丁堡外面的河岸地区,并在次年征服了巴勒斯坦,从而打开了通往埃及的大门。到了619年,埃及也沦陷了。埃及的沦陷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严重影响,因为这就意味着:君士坦丁堡可以从埃及得到的免费面包再也没有了。面对这些重重难关,据说希拉克略甚至曾考虑放弃君士坦丁堡,把首都迁到迦太基,因为当时那儿仍属安全地带,同时也是他很熟悉的地方。但可能是听取了反对意见,或者就像传说的那样,一艘载满金银珠宝的帝国船只碰巧沉没了,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不祥之兆,总之他没有把迁都的想法付诸实践。

在整体战略上,拜占庭必须设法保证自己避免同时两线作战,而当时已有谣传,说阿瓦尔人和波斯人之间将会缔结友好合作关系,如果真是这样,那拜占庭就可能腹背受敌。在最初解决阿瓦尔人的努力失败之后——当时希拉克略遭受伏击,侥幸生还——拜占庭朝廷和阿瓦尔人在620年签订和解条约,其中规定拜占庭帝国向对方支付沉重的进贡。此外,希拉克略似乎还和北部边境之外的突厥人取得了联系,试图与他们组成联盟抗击萨珊王朝。但是,希拉克略征战萨珊王朝的物资补给的来路很不正规:当时教会给他提供了现金和圣器,而这些圣器在622年被变现成货币。于是希拉克略亲自在小亚细亚训练军队,还随军带上了一幅象征基督的神秘图像。他制订了一个冒险的作战计划,打算从北部突袭波斯人。虽然拜占庭军队最初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这却激起波斯军队的报复性反击:626年,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和波斯人联合起来,兵锋直指君士坦丁堡,而这座身为首都的重要城市在当时几乎没有设防。他们这次围城的目的是想让希拉克略分兵回防,但希拉克略只抽调了部分兵力支援首都,大部队仍然按兵不动。出人意料的是,君士坦丁堡突然被解围了,据当时的人们说这是有“神灵”相助才可能出现的情况。君士坦丁堡的人们把圣母的图像挂在各个城门上面,连城墙上的巡逻士兵都手举基督的圣像,目击者声称他们看到圣母在一场暴风雨中摧毁了斯拉夫人的战舰。拜占庭诗歌中有一首著名的作品就歌颂了圣母马利亚在这场战争中起到的保护作用,赞美她是君士坦丁堡的守卫将军和捍卫者。

在与波斯交战的前线,拜占庭军队已经胜利在望,于是希拉克略趁机在波斯高级将领之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由于军事行动和外交手段双管齐下,很快就取得了预期效果:在628 年,也就是这场战争开始6年之后,波斯帝国向拜占庭朝廷求和,接受了它和莫里斯在591年就约定了的边境划分方式。希拉克略在战胜波斯之后变得趾高气扬,这从他自此之后给自己采取的封号中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他自诩为 “忠于基督的罗马皇帝”。630年,希拉克略把真十字架迎回了耶路撒冷,从而结束了拜占庭与波斯持续了20多年的战争,为自己的这场胜利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只是他的一个幻觉而已。穆罕默德的家乡在麦加,但在622年他被迫背井离乡,于是这一年便被称为 “希吉拉”(hijra,意为流亡或迁徙),标志着伊斯兰纪年的开始。到了630年,也就是希拉克略与波斯交战并赢得最终胜利的同一年,穆罕默德的信徒们攻占了麦加。632年,穆罕默德去世。起初,他们成功地让阿拉伯半岛的各个部落接受了伊斯兰教,接着在634年,他们开始进攻拜占庭帝国所属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拜占庭军队在叙利亚先是进行了抵抗,但到了636年,他们在耶尔穆克(Yarmuk)被对方打得铩羽而归,叙利亚地区后来也就沦陷了。耶路撒冷也在638年被敌人重新夺取。接下来的战争一方面蔓延至埃及地区,另一方面波及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地区。到了642年,亚历山大沦陷;而泰西封早在639年就已经沦陷。在这之后,阿拉伯人推进到东北地区,也攻陷了亚美尼亚地区。但他们向高加索以外地区继续渗透的趋势被可萨人(Khazars)阻止了。可萨人以前是突厥联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曾帮助希拉克略对抗波斯人,并定居在黑海东岸地区以及高加索北部地区。

这样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希拉克略重新征服的领土又落到了别人手里,并且这次是永久性地失去了。644年,穆斯林领袖奥马尔(Umar)在麦加港口收到从埃及运来的粮食,这看似是一件小事,却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一直到1453年拜占庭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之前,埃及的粮食都不会再运送到君士坦丁堡了。

这些失利似乎让拜占庭和波斯都有点不知所措。这两个帝国的利益被阿拉伯半岛正在改变的形势所影响,因为它们把守卫边疆的重任分别委托给了各自的盟友,即加萨尼人和莱赫米人(Lakhmids)。虽然波斯作为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要到16世纪之后才重新崛起,但拜占庭帝国在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领土——包括最富裕、最富饶的一些地区——之后,仍然在破碎中苟延残喘。

641年,希拉克略去世。他在世的最后10年,不仅目睹了伊斯兰教的兴起,而且自身的威望也由于受私生活和宗教政策两方面的影响而一落千丈。他第二次结婚,娶了自己的侄女玛蒂娜(Martina),惹得人们议论纷纷。此外,他试图弥合卡尔西登教派留下的宗教裂痕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希拉克略去世之后,他生前的那段婚姻再度成为众人热议的焦点。因为希拉克略的第二任妻子显然偏爱自己的子女,她试图让自己的儿子和希拉克略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一个儿子共同执政,结果却害死了自己的儿子,同时也自取其辱,遭到流放。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希拉克略年幼的孙子)反而在641年登上了皇位。

从7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阿拉伯人对拜占庭残存领土的侵略活动一直没有停歇:他们时常在安纳托利亚进行侵扰,并逐渐朝着北非扩张;此外,更让拜占庭帝国感到惊恐的是,虽然它在当时还拥有着海上霸权,但阿拉伯人也开始创建自己的舰队,并且开始对罗兹岛(Rhodes)、科斯岛(Kos)、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发动进攻。655年,在利西亚(Lycian)海边一场被称为 “桅杆之战”(Battle of the Masts)的战役中,由皇帝御驾亲征的拜占庭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这一战之后,拜占庭帝国终于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因为在656~661年期间,爆发了第一次伊斯兰内部的战争。穆罕默德的侄子兼女婿、哈里发阿里(Ali)被人谋杀,为穆阿维叶(Muawiya)铺平了当上哈里发的道路。此人是倭马亚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他将首都建在大马士革,后来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一个可怕对手。

由于拜占庭帝国的管理重心主要放在东部,它对西部地区的统治变得相当薄弱。虽然在西部地区,拉韦纳总督的作用仍然很关键,但伦巴第人对拜占庭帝国领土蚕食鲸吞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尽管伦巴第人和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开始的前几十年中签订了一些和平条约(事实上相当于承认了查士丁尼一世创建的普世教会帝国在东西两片地区的统治已经终结),并且伦巴第国王阿达罗阿尔德(Adaloald)在7世纪中叶也皈依了卡尔西登正教,但各个伦巴第公国的出现不断挤压拜占庭的领土范围,最后拜占庭帝国只剩下两片狭窄的条状领土,将意大利的两端连接起来:其中一片位于西部,连接的是那不勒斯和罗马城;另一片位于东部,连接的范围是从拉韦纳到威尼斯的环礁湖。

662年,君士坦斯二世实现了祖父的心愿:他前往意大利,受到罗马教皇的欢迎,和伦巴第的贝内文托公爵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并于来年在西西里岛的锡拉库萨(Syracuse)设立了自己的行宫。鉴于当时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命运已经无法挽回,所以君士坦斯二世决定将自己的军队集结到西部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西西里岛以及对面的非洲北部海岸地区还算安全。但君士坦斯二世的名声很快就在意大利以及更远的地区一落千丈——这主要是因为他采取的财政政策不得人心。他于668年被人谋杀,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Ⅳ)。

图3-112世纪的一幅袖珍画,描绘的是拜占庭战舰使用希腊火对付敌军的场景。

7世纪70年代,穆阿维叶前来进攻君士坦丁堡,新皇帝君士坦丁四世面临的政治局势极为困难。阿拉伯人在马尔马拉海上的库齐库斯(Cyzicus)的半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基地,这样他们可以在此过冬,并在来年春季对君士坦丁堡组织新的进攻和封锁。然而君士坦丁四世在平息了那场导致自己父亲死亡的叛乱活动之后,就带领大军从西部返回都城,这才迫使这些阿拉伯人撤离了这里。不过他们在随后几年对拜占庭帝国发动了更多侵袭活动,最厉害的一次是从海陆两线同时进攻。拜占庭军队最后凭借手里的一种秘密武器希腊火才击退了他们的进攻。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拜占庭的文献资料中对希腊火的制作工艺和发射方法秘而不宣,但这种武器应当是一种可以在水上燃烧的液体。其中除了其他成分之外,可能包括石油和石脑油,它们混在一起,受热之后通过一种特殊装置发射到敌人的战舰上,而这一特殊装置很可能是一种后面装着强力气泵的铜管。由于阿拉伯舰队在马尔马拉海战中吃了败仗,加上他们在叙利亚北部也遭到了拜占庭军队的成功反击,于是穆阿维叶在678年和拜占庭帝国签署了一份为期30年的停战协议。这位首领是第一次遭受如此严重的挫败,不过这显然影响到了他的统治地位,最终导致在682~692年之间又出现了一场内战。

虽然来自东边的威胁缓和了,但拜占庭帝国北部边境出现了另一个敌人。在7世纪下半叶,多瑙河周边地区的政治形势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阿瓦尔人在626年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失败,这就削弱了他们对手下民族的控制。其中一支民族是保加利亚人,他们在680年迫于可萨人的压力而向西迁徙,并在多瑙河河口定居下来。拜占庭帝国曾派出海陆联军对付他们,结果被对方打败。这些保加利亚人后来定居在现在的保加利亚黑海海岸沿线,并征服了原来住在那里的斯拉夫人——这和当初阿瓦尔人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拜占庭帝国对此无能为力,只能通过缔结条约的方式接受现状。

到了685年,君士坦丁四世让他的儿子查士丁尼二世(Justinian Ⅱ)继位,而就在同一年,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成为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查士丁尼二世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军去高加索地区,帮助那里的基督教徒对抗可萨人的进攻。马利克慑于拜占庭部队的军威并担心自己在叙利亚遭受另一场袭击,于是请求和拜占庭帝国再度缔结和平条约——但这一次和解的条件苛刻得多:除了要交大笔进贡之外,他还得同意与拜占庭帝国共同统治塞浦路斯、亚美尼亚和伊比利亚。这样一来查士丁尼二世就有机会集中精力处理巴尔干半岛的局势了。于是他在688年对希腊的斯科拉维尼艾发动进攻,他在这次战役中带走了许多囚徒,并将其安置在比提尼亚,使他们成为军人。

到了692年,第二次阿拉伯内战结束,阿卜杜勒-马利克成功胜出。他自然希望重新征服拜占庭帝国,但在最初几年,双方交战的主要形式是发动宣传攻势以及使用一些象征形式。例如,阿卜杜勒-马利克似乎是阿拉伯统治者中第一位在发行的货币上镌刻反映宗教的文字的,由于这些货币是拿来向拜占庭帝国进贡的,自然在君士坦丁堡不被人看重。或许是出于对阿拉伯货币的回应,查士丁尼二世也在自己的钱币上推出了一种新的图案,于是拜占庭帝国的钱币正面第一次印上了基督的半身像,而背面则是拜占庭皇帝手持十字架的图像,并配有文字说明“基督的仆人”。对于拜占庭的新式货币设计,阿卜杜勒- 马利克大约在694年针对性地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货币图案,刻的是他拔剑而立的英勇形象。但是到了7世纪末,这位哈里发完全颠覆了以前的货币设计方案,从此之后他们货币上除了文字外,不再出现任何图像。

图3-2查士丁尼二世时期(第一次统治,685~695)的苏勒德斯金币。金币的正面刻的是耶稣基督的半身像,背面显示的是拜占庭皇帝手持十字架的图像以及拉丁铭文 “基督的仆人”。

查士丁尼二世虽然在很多方面都算得上是一位成功的帝王,但他仍然在695年被一场暴力运动推翻了统治,还被施行了残损身体的肉刑,并被流放到黑海地区。这次政变背后有元老院的贵族支持,而新上台的皇帝也是来自这个贵族阶层,他就是军队的将领利昂提奥斯(Leontios)。这次政变将拜占庭帝国带进了一个动荡时期。利昂提奥斯上台不久,就于698年派遣拜占庭海军到非洲进攻阿拉伯人,却大败而还,连迦太基都落入了敌方手中,因此利昂提奥斯也被一名海军将领提比略三世(Tiberios Ⅲ)取代。但是到了705年,先前遭受奇耻大辱的查士丁尼二世在保加利亚人的帮助下重新夺回了王位,开始了他的第二轮统治,并大肆铲除贵族势力,帝国的政局由此变得愈发动荡不安并充满血腥。在这期间,拜占庭陆军和海军连吃败仗,结果导致拜占庭帝国在711年又爆发了一场针对查士丁尼二世的宫廷政变,并把这位皇帝给处决了。保加利亚军队为了替他复仇,向拜占庭帝国展开进攻,结果色雷斯在这场战争中惨遭蹂躏。后来一直到715年,拜占庭与保加利亚人签订条约,答应给予对方非常优惠的待遇,这场战争才宣告结束。

事实上,在711~717年间,由于拜占庭帝国各个行省不断爆发兵变,拜占庭朝廷走马灯似的连换了3位皇帝。后来,执政的皇帝狄奥多西三世(Theodosios Ⅲ)在元老院的劝说下主动让贤,拜占庭的军事指挥官利奥因而可以兵不血刃地在帝国的首都登上皇位并立稳脚跟,这样才使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暂告一个段落。

对于拜占庭而言,7世纪确实是一个充满重大变化的时代。这些变化有的从过去就已经开始,只是到了这一时期才变得更加明显。但大多数的变化,却是由新发生的政治事件所导致的。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资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源的匮乏与管理。首先,拜占庭帝国必须面对新的人口发展现状。在这期间,拜占庭遭受了好几次瘟疫浪潮的袭击。虽然现在不可能统计出当时具体的死亡人数,但估计很可能超过了总人口的20%。正常情况下,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那些朝代,在遭受瘟疫袭击之后,经过几代人的发展,人口规模就可以得到恢复。但增长的人口被战争引起的巨大社会动乱所抵消了,其中包括大量领土的沦陷(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后来的北非地区)以及由于阿拉伯人不断侵袭安纳托利亚边境地区而引起的人口迁移(它破坏了正常的婚姻和繁衍模式)。人口减少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表现为纳税人的基数减小,它还造成了农业生产和征兵打仗时的人手短缺。为此,国家制定政策让特定民族人口大规模迁移到人口稀少或敏感地区,虽然这算不上是一种新现象,但在7世纪末到9世纪的这段时期里较为常见,当然也是拜占庭政府针对上述问题找出的一种解决办法。

拜占庭帝国必须设法快速适应资源短缺的现状。于是君士坦斯二世开始推行一种基于人头的赋税制度——人头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基于土地征税。税制改革的目的是筹集资金创建可以迎击阿拉伯人的帝国舰队。拜占庭政府似乎是借鉴了伊斯兰世界新实施的税制方法。在整个7世纪期间,拜占庭帝国都是处于守势,因此军队就成为其唯一并且最大的财政开支对象。在罗马帝国,自愿参军从来都不是补充兵源的主要渠道,所以政府不得不付给士兵现金和实物作为报酬。这样一来,国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显然就是如何保障这两种报酬的来源,以及如何逐渐减轻这些支出对国家财政产生的压力。在君士坦斯二世统治时期,为了对抗穆阿维叶新建海军带来的威胁,拜占庭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创建一支作战舰队,但创建以及运转这样一支舰队所需的花费转嫁到了意大利和非洲地区的人口身上,成为他们必须承担的财政负担的一部分。这支舰队被称为“卡拉比斯亚诺伊”(Karabisianoi),并且成为拜占庭帝国重建军事力量过程中的一个新鲜举措。当然,拜占庭军队的组织结构也经历着一些变化。由于伊斯兰征服的影响,拜占庭东部的野战军只能撤退到帝国剩下的领土范围之内,即安纳托利亚地区。这些军队的名称,如“安纳托利亚军区”(Anatolikon,东方的)或“亚美尼亚军区”(Armeniakon,来自亚美尼亚),就是晚期罗马军事指挥部的名字,同时也反映了它们的结构特征。在7世纪80年代,色雷斯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保加利亚人的统治之下,而原先驻扎在此的拜占庭帝国军队只能撤退到西部的小亚细亚,这支部队被称为“斯拉克西恩”(Thrakesion)。最后,在查士丁尼二世第一次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创建了一支新的精锐机动军队,称作“奥普西金军区”(Opsikion,来自拉丁语obsequium,意思是服从),他们就驻扎在比提尼亚,离帝国首都很近,成为拜占庭最精锐的军队。所有这些大型军区都叫作“斯爪提吉艾”(strategiai),每个军区由一位将军(军区将军)统领,而将军本人则是由皇帝亲自选择和委任。早期的拜占庭政府通过在全国各地设立军需仓库和后勤官员来负责给这些部队提供军粮和武器:后勤官员通过税收或政府强制购买的方式收集这些军需品,并负责分发到位。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军需仓库分布在全省各地,虽然这不是出自最佳的战略考虑,但至少让军队的补给变得更为灵活。拜占庭帝国一般不会与敌人陷入酣战,而是选择加强地方武装,通过修建大量堡垒来击退队对安纳托利亚发动的进攻。这种打法虽然很保守,但是却起到了效果。

在这样一段为生存而苦苦奋斗的历史时期,军队显然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机构,并在拜占庭社会中成为一支不断增长的强大力量。这一点在查士丁尼二世于687年写给罗马教皇的一封信件中表现得特别清楚。在信中,包括意大利军队、非洲军队和撒丁岛军队在内,这位拜占庭皇帝直接借用可以凸显指挥官个体特征的称呼来指代这些军队,例如:奥普提马通军区(Optimaton)、奥普西金军区、斯拉克西恩军区、卡拉比斯亚诺伊舰队……这种称呼让人印象深刻,它说明拜占庭皇帝和自己的军队之间关系密切,而这些军队通常在文献资料中称自己为“受保佑或眷顾(的部队)”。打击元老院精英的斗争是由那些出身行伍(如福卡斯)或亲自统帅大军(如查士丁尼二世)的拜占庭皇帝们发动的,而新的精英阶层则是由他们手下大多出身卑微的军队指挥官构成的。

在某种程度上,查士丁尼二世对元老院贵族的处置代表了他们最后的发展结局。伊斯兰征服给了元老院贵族致命一击——显然很多贵族的土地被这些来自东方的民族所夺取,不过其中也有人留在被占领区域,适应了新的环境并在新政权中找到了谋生之道。征服者没有破坏被征服的领土,也没有改变原来的土地所有权。被征服民族可以继续耕种原来的土地,但是需要向这些新的征服者们纳税。例如,埃及在被征服之后,直到8世纪以前,大多数的土地所有模式仍然保持原样;但是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由于它们已经处于波斯人统治之下,当地原来的社会精英们所拥有的财产则被大量剥夺。于是其中一些精英分子可能就搬到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范围,并逐渐在拜占庭的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了重要职位。另外一些身居要职的精英分子主要来自亚美尼亚地区,我们从史料中得知,在8世纪40年代,亚美尼亚大部分地区被阿拉伯人占领之后,当地的许多贵族就移居到了拜占庭帝国。

元老院贵族要设法保住自己的权力,但由于在很多方面,支撑这种权力的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并在逐渐消失,所以他们的这种努力注定只会走向失败。在拜占庭帝国最终消亡之前,君士坦丁堡元老院还将一直存在,但它的组成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出现的精英阶层只有在朝廷或军队中担任官职才可以名利双收。

由于史料稀缺,我们很难找到反映7世纪时期元老院贵族在这方面的变化情况。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变化趋势是可以区分出来的。首先,拜占庭帝国的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君士坦丁堡朝廷以及皇帝身边的亲信集团手里,而这不利于把权力下放给各个地方行省、重要的城市中心以及这些地方的统治阶层——主要是那些拥有土地的元老院贵族们,此外这种发展趋势也不利于地方政府参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网络。这或许是出于形势所逼:这些社会精英原本居住在城市中心并管理周边的乡村地产,但这些地方却因伊斯兰征服而急剧收缩。许多城市也消失了,它们要么是被直接废弃了,要么是在形貌、大小和功能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此外,为了更好地监督和控制日益缩水的资产,拜占庭帝国逐渐把地方当局的资源控制权收归中央政府。

这样一来,以前那种开放的公共空间、柱廊林立的街道、公众设施、剧院和浴场就不再适合这个四面楚歌的拜占庭社会了。取而代之的是卡斯特拉(kastra,即城堡区),它的四面都是围墙,是一种设有防御措施的更小城镇,它即使在恶劣条件下也能养活小规模的人口,因此成为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和宗教管理中心。此外,拜占庭帝国剩下的领土也人烟稀少。虽然各个地方的人口变化情况肯定存在地域和时间差异(例如巴尔干半岛的人口就比安纳托利亚的人口更早出现变化),但拜占庭帝国的绝大部分领土在这方面的情况都差不多。在这些小规模的新型城镇里面,大部分社会精英阶层也才形成不久,其中主要包括主教和军官,他们可没有要修建宏伟的公共设施以供人们观瞻的想法。然而,不再修建公共设施的做法并不是像先前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只表示衰落,相反,这代表他们对这些公共设施进行了重新利用。例如,他们把原来市中心的主要功能加以改造,使其更利于进行商业经营和生产制造。拜占庭帝国旧的精英阶层发现自己在以前的职位上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但是拜占庭政府现在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更有利可图的升官发财机会。于是,罗马帝国后期幸存下来的地方权贵们要么搬进首都为朝廷效力,要么选择到军队或教会中去供职。在7世纪80年代到8世纪30年代期间,他们中有一些人脱颖而出,其中好几位来自帝国东部——主要是叙利亚地区——的精英分子当选为罗马教皇。当然,有的来自东部地区的教士也在罗马身居要职,例如在668年,西奥多,一位来自西里西亚的塔索斯(Tarsos)的修士,就被罗马教皇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与之相比,那些选择东迁进入君士坦丁堡的贵族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从上述所有情况可以清楚看出,君士坦丁堡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另类。它尽管也反复暴发瘟疫,但仍然是当时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它显然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里人口最多,也是皇帝、朝廷以及基督教牧首和神职人员的所在之地。那时的君士坦丁堡仍然缺乏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全城人口,因此,即使只从防止出现饥荒而危及皇帝统治这个单纯的目的出发,运粮入城也是一件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在埃及陷落之后,能够给君士坦丁堡提供粮食的就只有西西里岛和非洲两个地区了,于是君士坦斯二世决定在这些地区收购和运送粮食时,实施一种以帝国武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措施,这就是拜占庭帝国最初设立后勤官员和军需仓库的主要目的,但后来拜占庭政府把他们的职责扩展为负责更多、更一般的财政方面的工作。君士坦丁堡的人口虽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粮食,但除了驻扎于此的军队之外,他们不再享受来自政府的粮食补贴,并且得到粮食的方式也远没有先前灵活。

总的来说,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的经济是朝着努力适应资源日渐短缺的方向发展的。在616年,一种新的银币曾昙花一现,它被称为六角星币(hexagram)。它的价值几乎只有金币的一半,而拜占庭帝国的薪酬就用这种银币发放。值得指出的是,以前在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铜币,却由于持续贬值(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其重量从先前的12克降为3克多一点),现在已不太常用了,因为这一时期的货币储蓄中已经没有了它的踪影。甚至连金币——此时它的铸造越来越集中于君士坦丁堡——都稍微有点贬值。《农民法》(Farmer’s Law)是在650年之后颁布的,内容虽然有点令人费解,但反映了当时安纳托利亚的农村生活环境,从中可以看出现金交易非常罕见,在社会生活中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在7世纪中,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和税收领域完全没有使用货币,但这应当不符合事实。相反,在那些帝国影响力很强的地方——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当然也包括7世纪60年代的西西里岛地区——货币经济仍然很活跃。此外,拜占庭帝国的税收制度照常运作,虽然实物冲抵可能构成了其中的主要形式。

拜占庭帝国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激烈政局变化肯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他们经常联系所谓“来世论”来解释当前的社会现象,因为这样能帮助他们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但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这种学说的信赖。在他们看来,先是波斯入侵、基督教徒惨遭屠杀、真十字架被掳走,接着是伊斯兰入侵以及帝国为了生存常年陷入战争—— 所有这些都可视为是“世界末日”到来的标志。很多史料文献都表明,当时的人们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生活的时代和环境的。

希拉克略在615年发行的银币上刻有“上帝啊,请拯救罗马人”的字样,这句线世纪晚期已经成了战场上拜占庭士兵们呼喊的口号之一。实际上,在许多历史文献的记录之中,希拉克略对波斯发动的连年战争以及这场战争达到的高潮—— 真十字架回归耶路撒冷——都被看作是一场“正义之战”,当然这肯定也是希拉克略想传达给人们的信息。这一时期十字架的广泛使用(例如642年,君士坦斯二世发行的货币上有希腊传说故事,其实是暗指君士坦丁一世)、希拉克略在战争中使用通圣图的做法,以及在626年广为流传的圣母马利亚保护君士坦丁堡的传说等,都是把拜占庭帝国的命运和上帝联系起来的典型表现。此外,莫里斯、福卡斯和希拉克略三位皇帝相继追捧一位据说信徒众多的圣徒——赛克翁(Sykeon)的西奥多,并向他咨询决疑。拜占庭皇帝去接触一位在世的圣徒,这件事情本身就反映了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希望获得超自然力量的支持的重要性。

在希拉克略征战波斯期间,曾有很多人表达出这样的愿望(主要是通过圣徒传记),即希望这是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人类的最后一战。于是在这种理解之下,征战波斯取得的胜利被看成是一件了不起的功劳,希拉克略因此就成了人类的“救世主”。这一时期在拜占庭皇帝的称号中采用了“巴赛勒斯”(basileus)——一种明显来自旧约的说法(因为这个表达指代的是以色列国王)——以及把希拉克略和大卫相提并论的做法,都表明当时的人们持有上述想法。而这一观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当时的一首叙事史诗里,其作者是皮西迪亚的乔治(George of Pisidia)——一位在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亚大教堂供职的基督教执事——他用诗歌的形式对自己所处时代(到632年)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评论。他的诗歌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对希拉克略战胜波斯军队大加赞美,其中还引经据典,把这位拜占庭皇帝和神话传说以及圣经故事联系起来。比如在诗歌中,希拉克略不仅与诺亚和摩西比肩,而且与赫拉克勒斯(Heracles)和珀尔修斯(Perseus)相提并论。这一荣耀时刻可能也是一套仿古式银盘(含9个做工精美的银盘)的表现主题,上面描绘了大卫的生平以及他所取得的胜利,并保存至今(现在属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塞浦路斯共有)。上面这些作品反映了一种全新的、纯粹的基督教艺术形式,其内容在歌颂基督教过去以及现在的英雄时,透露出一种由内至外的自信。

但我们现在已经熟知后来的历史,所以可以判断当时拜占庭帝国的这种自信精神其实言之过早。因为在7世纪30年代,伊斯兰教快速扩展,并迅速占领了这片土地,曾经被人们视为是上天馈赠给罗马人民的胜利果实很快就被颠覆了。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失望心情,创造了一些宗教用语,其具体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拜占庭帝国信奉基督一志论,以及从7世纪30年代开始就迫害异教徒的做法,表明它企图追求宗教统一,或者说希望实现信仰一致。希拉克略曾在632年强迫非洲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虽然这发生在伊斯兰征服之前,但从中反映出拜占庭帝国追求的理想是相同的,即一定要争取实现所谓宗教统一。680年和692年相继召开了两次宗教会议,特别是后面一场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实现所谓正确的信仰和言行。此外,召开这两场会议的另一个目的是争取获得上天的眷顾,从而在将来的战争中赢取更多的胜利。皇室庆祝活动通过自己使用的称号以及采用的礼仪形式来强化皇帝个人和“君权神授”之间的联系。例如,使用“巴赛勒斯” 这种称号;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加冕礼(第一次是在641 年);查士丁尼二世在发行的货币上面刻圣像并自称为“基督的仆人”,这些事实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7世纪晚期,一本用古叙利亚语写成的作品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那时的人们喜欢联系“”来解释当前发生的事情。这部作品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希腊文,名字是《仿麦瑟迪乌斯的启示录》(apocalypse of pseudo-Methodios)。这位匿名作者模仿4世纪一位宗教殉道者的口吻,讲述了人类历史,从亚当一直讲到后来发生的阿拉伯征服事件。根据这本书的内容,阿拉伯人将征服罗马和波斯这两大帝国,但书中最终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却是充满希望的:拜占庭皇帝会东山再起并彻底击溃阿拉伯人。罗马帝国将统治整个世界,直至“世界末日”。

但现实生活还得继续下去,特别是对于那些生活在伊斯兰教统治之下的基督教徒来说,必须找到一些折中的方式,才能调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西奈山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所寺院拥有一封据说是穆罕默德赐予的保护信,因而在战乱中得以保全。如今追究这封信的真实性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对此信以为线 世纪时人们复制了这封信的一份副本并保存至今,这表明其真实性一直为人们所认可)。于是,西奈山上的教士可以免除赋税。此外,这所寺院和其他基督教中心的联系虽然不像以前那样频繁,但在7世纪及以后,它都是一处重要的宗教场所。这所寺院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西奈的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os of Sinai),他原本是塞浦路斯的一位修士,在7世纪下半叶来到这座修道院。在他撰写的所有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问答集》(Questions and Answers),其中收集了103个问题,绝大多数都是他对个人或群体所提问题的真实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宗教信仰和实践中的一些重要方面,而且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焦虑之情,例如,人们可以逃离瘟疫的影响吗?人们如果被困在沙漠或被囚禁起来,可以食用骆驼肉吗?……

不过,拜占庭帝国和周边民族除了矛盾冲突之外,也出现了一些以和平形式进行的交流活动。在阿拉伯哈里发瓦利德一世(al-Walid Ⅰ,705~715)执政期间,位于大马士革的圣约翰教堂被拆毁了,人们在旧址上准备建造倭马亚清真寺,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穆斯林寺庙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查士丁尼二世竟然给他们送去了大量的金镶嵌物(玻璃块),并派熟练的工匠去帮助他们用马赛克镶嵌画装饰寺庙的正面。我们不知道查士丁尼二世是不是在履行他和阿拉伯人签订的条约中所规定的进贡义务,但不管怎样,这都表明,尽管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人常年战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欣赏对方的艺术成就。

拜占庭帝国再一次迎来了一位具有军事背景的新皇帝,他就是利奥三世(LeoⅢ)——叙利亚一对伊苏里亚夫妇的儿子。713年左右,利奥三世被任命为安纳托利亚军区的将军,于是他和亚美尼亚军区的将军阿尔塔瓦兹德(Artabasdos)结盟,图谋皇位。717年,利奥三世刚刚在君士坦丁堡登上王位,阿拉伯哈里发的弟弟马斯拉玛(Maslama)就率军大举进攻了这座都城。当时阿拉伯人兵分两路:一支陆军从色雷斯方向包围了君士坦丁堡,另一支海军则潜伏在马尔马拉海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拜占庭军队在这场战争中竟然取得了胜利。拜占庭军队使用希腊火摧毁了阿拉伯人的舰队,并鼓动保加利亚人袭击驻扎在色雷斯的阿拉伯部队的后方。但最重要的是,拜占庭军队切断了阿拉伯人的粮食供应,再加上717年末的冬季异常寒冷,最终导致阿拉伯军队中暴发饥荒,并且瘟疫流行,损失惨重。这也是阿拉伯人针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次围困。费伦茨瓦罗斯阿拉伯人在这场战争中失利,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整个征服计划。而在地中海的对岸,队从北非进军并征服了西班牙。但到了732年,在普瓦捷(Poitiers)附近发生的一场战争,阻挡住了这部庞大战争机器的前进步伐。这场战争的领袖就是查理[Charles,绰号马特(Martel),即“铁锤”],他是一名法兰克贵族,也是查理曼大帝的祖父。基督教徒们获得的这两次胜利限制了伊斯兰教的扩张势头,影响了它的既定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地中海地区在以后几个世纪中的格局。

虽然躲过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但拜占庭帝国已经进入一个危急阶段。利奥三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在8 世纪20年代中期,拜占庭政府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说服帝国子民提高人头税,从而为国库带来更多收入——就像当初君士坦斯二世所采取的措施那样。不同的是,这次征税的对象也包括教会在内。然而,可能由于很多主教都对此叫苦不迭,罗马教皇似乎就把从君士坦丁堡征收的赋税给扣留下来了。虽然这方面的证据既数量稀少又混淆不清,但是仍有线索表明,当时利奥三世试图对教皇不利,但由于罗马离君士坦丁堡太过遥远,这个任务对君士坦丁堡的军队来说就显得鞭长莫及了。拜占庭政府很可能用它从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两个地区征收到的赋税建造了一支舰队,后来在8世纪30年代早期,这支舰队成功地阻击了阿拉伯人的进攻。由于罗马教会不听调遣,拜占庭政府没收了东伊利里库姆教区(East Illyricum,从达尔马提亚一路向南,包括希腊地区),后来又把教区管辖权从罗马转移到君士坦丁堡,造成罗马教会和拜占庭帝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抵牾,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矛盾不断升级。

阿拉伯人对拜占庭领土的侵扰还在继续:到725年的时候,爱奥尼亚(Ikonion)已经陷落,而尼西亚、凯撒利亚和塞浦路斯也都遭到侵袭或围困。740年,利奥三世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一起出征,成功地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阿克罗恩(Akroinon)大败阿拉伯军队。这次胜利,对于几十年来连吃败仗的拜占庭帝国来说,可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象征作用。利奥三世在741年去世,虽然皇位留给谁已经毋庸置疑,但阿尔塔瓦兹德还是跳出来和君士坦丁争夺继承权。在随后的王位争夺战中,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军区分为两派、各为其主,但最终君士坦丁胜出。

在8世纪40年代临近尾声的时候,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它们虽然彼此之间关联不大,但却给欧洲和中东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迹象。从743年开始,埃及暴发了瘟疫,不久就席卷了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和西部地区:叙利亚、伊拉克和突尼斯在744/745年遭受瘟疫侵袭;在745/746年,这场瘟疫横扫了西西里岛、卡拉布里亚和罗马地区;然后从那里向东扩散,经过希腊,最后在747/748年传到君士坦丁堡,给全城人口造成重大伤亡。到8世纪40年代末的时候,这场瘟疫已经蔓延到了亚美尼亚地区,然后又重新侵袭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拉克。这虽然是14世纪前暴发的最后一场瘟疫,但它遗留下的后果极其严重:当时的这些主要城市(包括巴士拉、大马士革、罗马和君士坦丁堡)都伤亡惨重。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正掀起一场反对倭马亚王朝统治的起义活动。到750年的时候,倭马亚王朝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力量——阿拔斯王室(Abbasids)。他们自称是穆罕默德的叔叔的后人,并离开地中海区域,将都城迁到了巴格达。

在意大利,伦巴第人时常侵扰拜占庭的据点。但伦巴第人在751年占领意大利总督驻地拉韦纳之后,他们的侵袭活动出现了重大变化。由于阿拉伯人在东部边境带来的威胁最为严重,拜占庭帝国将大部分的兵力抽调到东线作战,因此对伦巴第人的挑衅行为应接不暇。沿海地区(威尼斯、达尔马提亚)在拜占庭帝国海军的保护之下还算安全,但位于内陆的罗马教会则因防卫薄弱而深受威胁。同年,罗马教皇斯蒂芬二世(Stephen Ⅱ)大力支持法兰克王国的政变活动。通过这次政变,从5世纪就开始统治法兰克地区的墨洛温王朝被加洛林家族(人们对查理•马特家族的叫法)取代,他们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并连续几代人实际把持法兰克朝政。加洛林国王丕平三世(Pepin Ⅲ)在754和756年先后发动两次战争,从伦巴第人手中夺取了原本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土地,但并没有归还给拜占庭帝国,费伦茨瓦罗斯而是将其纳入圣彼得教区的管辖范围。774年,丕平的儿子兼王位继承人查理,被称为查理大帝(the Great,法语旧称查理曼大帝),在与伦巴第人斡旋无果的情况下,发兵征服伦巴第王国并自己当上了伦巴第国王。于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南部的影响就荡然无存,而罗马教会则在法兰克盟友的支持下,成为明显的赢家。

但在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和北部边境,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取得了更多胜利果实。在整个8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拜占庭帝国和阿拔斯王朝继续开战,双方都没有明显的输赢。战争的结果是在安纳托利亚南部的塞流科亚(Seleukeia)到黑海南部海岸的特拉比松(Trebizond)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片无人区——这里无人居住,成为双方发动进攻的战场,或者说这片地区起到了战争缓冲区的作用。因此对双方而言,它都是一个动态的边境地带。另一方面,保加利亚人由于在巴尔干半岛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常常遭到拜占庭军队的反击,并且拜占庭帝国在其中的一些战场上取得了胜利。此外,为了建立帝国统治,拜占庭军队还不时地进攻定居在希腊的斯拉夫人,或是组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而改变这些地区的人口组成状况,并把拜占庭文化因素重新引入这些地区。从8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也就是在君士坦丁五世执政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开始迁往东部边境以及人烟稀少的色雷斯地区——这些地区经常遭到来自巴尔干半岛至安纳托利亚的保加利亚人和斯拉夫人的侵扰。

伊苏里亚王朝最初的两位统治者成功地减缓了一些拜占庭帝国的衰落趋势。但大多数拜占庭文献都对他们流露出一种仇恨和厌恶情绪。因为在这期间发生了拜占庭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事件——圣像破坏运动,即人们对有关基督教圣人画像的用途和价值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对于历史上这个极为复杂并充满争议的线个日期节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分别表述如下:第一,公元754年在赫尔瑞亚(Hiereia)召开的宗教会议正式确认并开始了圣像破坏运动;第二,公元787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届基督教普世大公会议对这场圣像破坏运动进行了谴责;第三,815年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召开的宗教会议再度认可圣像破坏运动;第四,在843年,正统教取得胜利,最终确认圣像值得尊敬。但至今人们对这次运动的开始日期仍争论不休。此外,关于一个更确切的问题,即是否如圣像崇拜者在作品(全都是在公元800年之后撰写的)中所指认的那样,利奥三世就是此运动的始作俑者,也同样没有定论。从表面上看,对于这次运动早期阶段的历史证据应当确凿无疑,但许多学者也指出,这方面的大量文献资料都是在843年之后重新编写的,其作者为了迎合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篡改事实。

其实,早在8世纪20年代,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就有一些主教反对使用宗教图画,有时甚至让人把自己教堂的这些图画搬出去。当时君士坦丁堡牧首杰尔马努斯二世(Germanos Ⅱ)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但在730年,他却做出了一个极为异常的举动——辞掉了自己的职务,这表明他当时肯定承受了某种极大的压力:圣像崇拜者的资料记载这是由于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决定拥护圣像破坏运动,但他的辞职也极有可能是要抗议皇帝拒绝免除教会赋税的财政政策。上述罗马教皇对利奥三世表现出的激烈反应,也同样可以视为他对拜占庭皇帝支持圣像破坏运动的一种反对意见。史料文献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利奥三世为什么支持圣像破坏运动,例如,有人认为这位拜占庭皇帝是被727年在圣托里尼岛(island of Santorini)上发生的一次恐怖的火山爆发(被视为象征着上帝的怒火)吓坏了;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利奥三世来自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地区,深受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影响,而这些人都反对崇拜图像——总之这些解释都是说利奥三世试图弄明白一个原因,即为什么拜占庭帝国在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总打败仗,而阿拉伯人却捷报频传?最后,利奥三世认定人们对图像的崇拜是导致这些灾难的原因,因为崇拜图像意味着违反了圣经的第二条戒律。据说,利奥三世采取的措施包括移除君士坦丁堡城里悬挂在王宫查尔克大门上的大幅圣像,同时命令罗马教会要移除宗教图像(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他要求拜占庭帝国境内的所有教会都这样做),结果导致了一场于731年在罗马召开的反抗会议,会议谴责拜占庭帝国干涉教会内部事务。虽然记载这些事件的史料文献多数是在很晚之后才创作出来的,其内容很可能已被人篡改,但不至于所有资料记载的内容都是无中生有。

图4-1位于君士坦丁堡的伊莲娜教堂(Hagia Eirene)的后殿。这座教堂由君士坦丁五世于8世纪40年代重建,其中唯一的装饰就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

利奥三世作为圣像破坏者的身份或许还存在争议,但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圣像破坏运动的支持者。他写了一些关于宗教的文章来谴责圣像崇拜,并在754年召集众多人才举行了一次宗教会议,在会上他宣称崇拜圣像无异于进行备受责备的异教行为。这次会议把关于宗教信仰的决议编辑成了一部基督教的长篇文集。在8世纪60年代,基督教开始清除异己并处决异端分子。根据圣像崇拜者一方的记载,这些措施主要针对修士和修女,当时他们不但遭到讥笑嘲讽,甚至还被迫从俗成婚。但其中也有一些措施针对基督教寺院,君士坦丁五世曾派手下的一些将军抢夺寺院财产。同样,我们很难将史实真相和圣像崇拜者们的宣传鼓吹区分开,但显然拜占庭皇帝并不会只因为一些修道院负责人反对他的执政措施而对他们加以迫害,这里面肯定还涉及一些其他原因,例如修道院的教士们由于不事稼穑,也就不会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赋税和兵役做出任何贡献。

到775年,君士坦丁五世去世之时,拜占庭帝国虽然领土已经缩小,但这却是它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次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好形势。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利奥四世(Leo Ⅳ)。利奥四世的登基过程一帆风顺,但统治时间却只有短短的5年。下一位皇帝是君士坦丁六世(Constantine Ⅵ),当时只有9岁大,于是他的母亲伊琳娜(Eirene)——一个出生于雅典的女人——开始辅佐他统治帝国。伊琳娜喜欢进行外交活动(例如,她曾撮合君士坦丁六世和查理曼大帝的一个女儿结婚,而这桩婚事在781年获得了同意),并重用宦官,而他们并没有篡权夺位的机会。后来,伊琳娜手下的一名宦官成为将军,并成功地帮她巩固了拜占庭帝国对居住在希腊至伯罗奔尼撒这一带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统治。然而这个胜利果实不仅转瞬即逝,而且效果有限,因为8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在位于安纳托利亚的核心领土上,拜占庭帝国遭到阿拉伯人的一连串沉重打击。此外,拜占庭帝国与罗马教会以及西部地区的关系也十分堪忧,因为在对伦巴第人建立的贝内文托公国发动侵袭的过程中,法兰克人已经日益迫近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土范围。

图4-2伊琳娜独立统治期间(797~802)发行的苏勒德斯金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该金币的正反两面都刻有这位女皇的形象。

伊琳娜在历史上出名是因为她对宗教图像采取的政策。她首先扶植自己的亲信[特拉乌斯(Tarasios),一位饱学的在俗贵族]为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接着她与罗马教皇取得联系,因为罗马教会在这一时期还是坚定地反对圣像破坏活动。此外,在786年,伊琳娜还召集了一次基督教的普世大公会议。尽管遭到了支持圣像破坏运动的主教和部分军队的反对,这次宗教会议还是于次年在尼西亚召开了。为了与破坏圣像者编写的长篇文集抗衡,参与尼西亚会议的主教们编撰了一部篇幅更长的大部头作品,其中罗列了种种证据以反驳对方的宗教观点。于是一部关于图像用法的宗教著作初现雏形,并且自此之后就成为东正教派的特色内容之一:和圣像破坏者的观点正好相反,尊敬(但绝非膜拜)宗教图像并不是针对任何实际物体,而是通过这种仪式来表达对它所代表的抽象意义的尊崇和敬重。

君士坦丁六世年龄稍长,就迫使自己的母亲交出了统治大权。他的单独执政始于790年,但表现得并不成功,特别是在792年,拜占庭军队在征战保加利亚人时遭受了一场灾难性的打击,这更是让他名誉扫地。在这种情形下,伊琳娜得以重返政坛,与他共同治理朝政。但在797年,变故丛生,不但加速了君士坦丁六世的下台,还损害了他的身体,从而让他永远不能重掌大权。君士坦丁六世得到这样的下场还与他的私生活有关:他曾狠心地宣布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然后娶了另外一个女人,此举招致了教会方面的激烈反对,其中尤其以两位出身贵族且极有影响力的修道院院长为代表,即西奥多和他的叔叔柏拉图。但是为了平息舆论,君士坦丁六世采取了残酷的手段,再加上他掌握的军队本身势力薄弱,两种因素共同引发了这场政变。于是在797~802年期间,伊琳娜开始独自执政—— 这也是拜占庭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女人,不是以太后或皇后的身份,而是完全不受男性亲戚的影响,独立管理一个国家。尽管伊琳娜努力在帝国内部通过下令减轻赋税,并给君士坦丁堡居民分发礼物,此外还邀请西奥多主持城内最古老的一座寺院——斯图迪乌修道院(Stoudios);而在帝国之外,她要给查理曼大帝撮合婚事,同时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她的统治仍然显得非常脆弱。到了公元800年,拜占庭帝国遭受了一次具有象征意义的打击: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在圣诞节为查理曼大帝加冕成为罗马皇帝。对于拜占庭人而言,这可视为他们彼此偿还了所欠对方的人情债:因为先前利奥三世为了躲避罗马的仇敌而逃进了查理曼大帝的朝廷里面,而查理曼大帝帮他夺回了罗马教皇的位置;于是不久之后,利奥三世就给查理曼大帝主持了加冕仪式。对于利奥三世而言,他开创了教皇给皇帝加冕的先例,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教皇拥有这方面的权力。这不仅使利奥三世可以从此得到加洛林王朝一代人的保护,而且还毁灭了拜占庭-法兰克任何可能出现的结盟前景,因为他们之间的盟友关系必然会削弱利奥三世对罗马及其资源的控制力量。法兰克人的史料强调了查理曼大帝的惊讶与不情愿,但又考虑到罗马帝国的皇帝宝座被一个女人所占据的事实,这就相当于说罗马帝国当时还没有合法的皇帝。

这样看来,在802年,伊琳娜的统治被一场宫廷政变推翻应当不算偶然,因为当时查理曼大帝的使者们就留在城里筹备婚礼事宜。新皇帝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 Ⅰ)曾经担任财政长官,虽然他执政的时间很短(802~811),但在管理帝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这些将在下文继续讨论。在拜占庭帝国的东方,阿拉伯人继续取得胜利。此外,加洛林王朝在意大利的权力正在增长,并威胁到拜占庭在威尼斯的统治权,但拜占庭派遣的舰队以及威尼斯人民的英勇抵抗确保了该城没有脱离帝国的统治。然而,此时克鲁姆(Krum)成为保加利亚人的新首领(可汗,克鲁姆于802~814年间在位),而由他领导的这支民族直接对拜占庭帝国形成了主要威胁。其实从807年起,克鲁姆就致力于扩张保加利亚的领土,他曾带领保加利亚人多次打败拜占庭军队。于是在811 年,尼基弗鲁斯一世亲自带兵与克鲁姆展开一场大战。尽管拜占庭军队最初在进攻保加利亚人的首都普利斯卡(Pliska)时取得了成功,但后来却遭到对方的伏击,结果拜占庭皇帝连同亲信人员都被保加利亚人杀害,连他的继承人斯塔夫拉基诺斯(Stavrakios)也身受重伤。据说克鲁姆下令将尼基弗鲁斯一世斩首,并把他的头颅制成了一个在庆祝仪式上使用的酒杯。回到拜占庭帝国的斯塔夫拉基诺斯已经瘫痪,并且国内对他的支持也在不断减弱。斯塔夫拉基诺斯的妹夫米海尔一世(Michael Ⅰ),在几个月之后被元老院和军队拥立为新皇帝。就在这段多事之秋,查理曼大帝悄悄使用了10年之久的称号终于得到了正式确认:在812年,拜占庭派出特使在亚琛宣布查理曼大帝为巴赛勒斯(Basileus,古希腊人对国王的称谓)。于是自5世纪之后,世界上再度同时出现了东西两位罗马皇帝——显然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尴尬的局面。这导致东罗马帝国北方和西方的邻居越来越习惯称其为希腊人,而不是把他们当成罗马人。

米海尔一世的统治时间很短:他拒绝了克鲁姆提出的一个相当温和的和解建议,并准备武力对付保加利亚人。尽管米海尔一世组建了一支庞大的拜占庭军队,但他的士兵却在战场上被敌人彻底击败。米海尔一世于813年宣布退位,将王位让给自己的好友兼伙伴,同时也是亚美尼亚军区的将军利奥五世(Leo Ⅴ)。利奥五世是亚美尼亚人的后裔,并且当初他在尼基弗鲁斯一世统治时就已经取得了辉煌的军功。814年,保加利亚可汗克鲁姆在筹划进攻君士坦丁堡时去世,这样保加利亚人对拜占庭帝国形成的威胁暂时宣告结束。两年之后,拜占庭帝国战胜克鲁姆的继承人奥穆尔塔格(Omurtag),两国签订了一份为期30年的和平协议。

在此期间,利奥五世主张恢复圣像破坏运动,并在815年通过一场宗教会议再次正式认可其合法性,从而开启了第二阶段的圣像破坏活动,但其中几乎没有增加任何新的教义内容。利奥五世也许是希望自己能像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那样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从而避免让人联想起那些崇拜圣像的拜占庭皇帝们因遭受军事失败而带来的耻辱。但另一位军事指挥官,即君士坦丁堡一支禁卫军的首领米海尔二世(Michael Ⅱ)成功发动了一场政变,提前结束了利奥五世毫无波澜的统治生涯,并在820年将其谋害。但米海尔二世的篡位引发了拜占庭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叛乱:一位来自安纳托利亚、绰号“斯拉夫人”的中级军官托马斯(Thomas)挺身而出,要替利奥五世复仇。大部分驻扎在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军队都加入了他领导的这场叛乱,后来拜占庭海军舰队也加入进来。托马斯企图夺取君士坦丁堡,他们虽然对这座首都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围攻,但于822年最终失败。他的海军舰队先是被拜占庭帝国的希腊火摧毁,接着被一支保加利亚人的部队追得四处逃窜。托马斯的叛乱被一些现代学者视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这表明安纳托利亚的农民支持他反抗拜占庭政府强加在自己身上的高额赋税,不过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不再流行。

米海尔二世一直统治到829年,然后将皇位传给了儿子狄奥菲洛(Theophilos),其统治持续到了842年。9世纪20年代下半叶到30年代,拜占庭帝国在军事上再度跌入低谷。在826~827年,克里特岛被来自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征服;从827 年起,非洲的阿拉伯人在阿格拉比德(Aghlabids)的带领下开始对西西里岛进行征服,其中,巴勒莫(Palermo)于830 年陷落,墨西拿(Messina)于843年沦陷。阿拉伯人出现在地中海的这两座主要岛屿上,造成爱琴海、第勒尼安海和爱奥尼亚海的大片区域不得安宁。尽管狄奥菲洛在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的安纳托利亚战场上御驾亲征,但到了831年,拜占庭军队仍然免不了在卡帕多西亚遭受失败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在838年,阿拉伯人占领并摧毁了亚美尼亚军区总部所在地阿摩利翁(Amorion),俘虏并处决了42名拜占庭军官,他们后来全都被拜占庭帝国追认为烈士。拜占庭帝国向在安达卢斯科尔多瓦的后倭马亚王朝的埃米尔(Emir,穆斯林酋长等的称号) 求救,请求他出兵对付阿拔斯王朝,结果没有得到后倭马亚王朝的肯定回应,这就像20年前米海尔二世和狄奥菲洛向意大利的加洛林国王写信求助,央求对方出兵支援拜占庭军队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对抗阿拉伯人时的情况一样。

当狄奥菲洛在842年去世的时候,情况再次变得岌岌可危,因为他的继承人米海尔三世(Michael Ⅲ)尚在襁褓中,无法主政。于是米海尔三世的母亲狄奥多拉(Theodora)和她的两个兄弟巴达斯(Bardas)、皮特洛恩斯(Petronas)联手上台,开始摄政。直到今天,人们都认为是狄奥多拉永久性地恢复了正统教中的圣像崇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843年,“正统的胜利”这一事实得到了教会的批准与支持,并在次年的正统教会议上以文件形式固定下来,其内容是通过正反两种方式简明地阐述什么才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即它一方面要纪念殉教者,另一方面又要对不遵守正统教义的异教信徒进行谴责。这份重要的文件,在14世纪中期以前因各种原因而得以不断修订,正统教至今仍会在四旬节的第一个星期日对其进行宣读。

拜占庭帝国在米海尔三世统治期间变得更加自信。在9世纪50年代早期,拜占庭政府支持亚美尼亚人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虽然这场战争后来在855年被,但却反映了拜占庭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更容易理解。在这一时期,为什么会有很多亚美尼亚人在拜占庭朝廷身居要位,例如狄奥多拉和她的兄弟们都是亚美尼亚人的后裔。就在同一时期,安纳托利亚的一个教派——保罗教派成为攻击目标,它的追随者虽然在9世纪的早期尚能被容忍,但如今却被视为企图颠覆政府的危险分子。面对打击,许多保罗教派人士组织起武装群体,他们与拜占庭政府发生冲突,尽管遭受了严重损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成功撤退到拜占庭—阿拉伯边界附近的特弗瑞克(Tefrike)里面的一个堡垒地带,而这里即将成为他们在未来几十年的最后一个立足之地。

856年左右,米海尔三世已经成年,于是拜占庭的政局发生了一些变化:狄奥多拉被迫下台,但她的几个兄弟们仍然手握强权。到了863年,安纳托利亚联军在皮特洛恩斯的带领下,对侵犯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的阿拉伯人予以沉重的打击。而巴达斯已经多少控制住了拜占庭皇帝,于是他在858年决定罢免君士坦丁堡牧首依纳爵(Ignatios),任命一位有着贵族背景的能干之才继任牧首,此人就是佛提乌斯(Photios)。他虽是俗家弟子,但却是前任牧首特拉乌斯的亲戚,并且满腹经纶,接下来他主宰拜占庭帝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时间将超出一代人之久。在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位年轻人的社会地位也在迅速攀升,这个人就是巴西尔(Basil)。不过巴西尔不像佛提乌斯一样出身名门,他是农民出身,是亚美尼亚人的后裔。他的家庭是在许多民族迁徙的大潮中流入巴尔干半岛。巴西尔英俊潇洒、聪明能干,擅长马术和摔跤,很快就获得了米海尔三世的青睐,成为这位皇帝的亲信随从。不久,巴西尔就和米海尔三世形影不离,他还在862年被提拔为王宫大管家,这个位置过去通常都是被宦官垄断,担任此职务的人足以掌握皇帝的身家性命,即使皇帝就寝时,他也可以陪在旁边。两人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造就了拜占庭历史上最为奇特的一道景观:米海尔三世让巴西尔娶了自己的情妇(但继续和她保持关系),而他自己却和另一名女子结了婚,同时巴西尔又与米海尔三世的妹妹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对佛提乌斯的提拔不符合教会的常规,因为他在短短一个星期之内就被火速提升上位。此外,对依纳爵的罢黜也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向罗马教会进行了申诉,于是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会议除了要求拜占庭政府将东伊利里库姆教区归还给罗马之外,还对佛提乌斯进行谴责;后来看到佛提乌斯没有服软,尼古拉一世就开除了对方的教籍。佛提乌斯对此怀恨在心,几年之后他如法炮制,宣布教皇也被开除了教籍。于是到867年的时候,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关系再度出现裂痕。

就在同一年,拜占庭帝国高层也开始表现出了动荡迹象。巴西尔对米海尔三世有很强的影响力,但这只是因为他博得了皇帝的欢心。巴西尔先设法让巴达斯下台,然后在866年将其谋害。这时巴西尔感觉米海尔三世似乎不再青睐自己,于是在867年也将其谋杀,自己则登上了皇位,从而生动地制造了一个出身卑微、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心计爬上权力巅峰的标志性事件。

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创伤和失败之后,拜占庭帝国在8世纪和9世纪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从而可以推出一系列的改良和变革措施,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750年经历了最后一波瘟疫袭击之后,拜占庭人口终于迎来了一个恢复期,但是它的人口水平花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才基本回升。新增人口被转移到那些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从而让全国各地的人口分布更为均匀。由于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半岛恢复了统治,加上安纳托利亚核心地区的安全保障得以增强(因为敌人的大部分袭击都发生在战争缓冲区),这就意味着拜占庭人口可以有规律地进行农业生产,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加稳定的财政收入。早在8世纪60年代,拜占庭经济就已经出现了积极发展的迹象,这在君士坦丁堡的表现尤其明显,似乎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因为拜占庭帝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在古代晚期沦陷给伊斯兰国家之后,反而它的资源和经济活动更加集中。君士坦丁五世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其中包括在626年被阿瓦尔人破坏的瓦伦斯水渠),还通过从希腊迁徙人口来补充首都的人口资源。而伊琳娜不但建立了一些作坊,还在狄奥多西港口附近修建了一座宫殿。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后来尼基弗鲁斯一世在执政期间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我们这里参考的主要文献来源于历史学家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但他非常反感尼基弗鲁斯一世的这些政策],旨在修正伊琳娜制定的大多数日常财政政策,因为它们对帝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消极作用,同时也为了能增加财政收入。拜占庭帝国基本上取消了免税优惠,从而以更广泛的方式征税。并且还把许多肥沃的良田收归国有。此外,尼基弗鲁斯一世似乎采取措施促进了海上贸易,他鼓励——有时也结合一些强制措施——君士坦丁堡形成自己的商人组织和船东集团,并进一步发展。

虽然拜占庭帝国从7世纪60年代到公元800年之间很少使用货币——包括金币以及在更小规模的交易中使用的铜币,但这并非意味着它当时的经济就完全不需要使用货币了。例如,在拜占庭的首都和军队中,货币的使用情况就比较明显。我们以军队为例。根据文献记载,在9世纪早期,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曾发动侵袭,成功地抢走了拜占庭朝廷运送给部队的军饷,其中就包括数万枚货币。7世纪的拜占庭帝国能够在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夹击中生存下来,它的具体情况显然和处于查士丁尼一世统治之下的古代晚期的拜占庭帝国大不一样。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基本上就是一个听从大城市坐镇指挥的农业社会,而古代晚期的拜占庭帝国则遍布众多省级城镇,它们取代了城邦国家。

拜占庭帝国能够在乱世中存活,得益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君士坦丁堡及其资源的保存,拜占庭皇帝可以在这座首都里面运筹帷幄,统治帝国余下的疆土;二是军队结构的调整变化,不仅使拜占庭帝国可以在一个虽然缩水但相对稳定的边境地带击退敌人的进攻,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渐夺回失去的领土。军队中的这套体制,虽然在伊斯兰征服之前从未实施过,但对于9世纪晚期和10世纪的历史情况,我们有了更多的文献资料可以参考,从而可以发现:这套新体制其实表现得相当令人满意,它让拜占庭帝国的统治显得自信而又稳定。因此我们推断,拜占庭帝国的这场体制改革应当发生在9世纪晚期和10世纪之间,但至今人们对其具体的发生时间仍各执己见。对于这种宏伟的历史事件,其确切的开始时间可能并非我们最重要的考虑对象,因为这种历史大事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它要逐渐适应周围变化的环境,而并非事先就已由某位皇帝制订一份周密的全盘计划。

“斯爪提吉艾”军区体制以前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全面实施,虽然有助于稳定帝国的边境,但其中也充满了种种安全隐患,例如层出不穷的军区叛乱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在争取生存的战争中,拜占庭帝国太多的权力落入了太少的几个人手中,他们就是五大军区的首领[安纳托利亚、奥普西金、奥普提马通、亚美尼亚、斯拉克西恩及在安纳托利亚南部新组建的凯比里奥(Kibyrrhaiotai)海军军区],他们不但控制着本地的重要资源,而且由于距离首都路程遥远,远离皇帝的控制。于是君士坦丁五世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性措施,例如,他把奥普西金军区分成了更多更小的军队单位。此外,更重要的是,君士坦丁五世创建了一支精英化的职业军团——塔格马塔(tagmata,皇家近卫军团),就驻扎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由朝廷直接支付军饷,从而保证他们只效忠于皇帝本人。尼基弗鲁斯一世在统治期间继续进行军队改革。他从安纳托利亚迁移了大批人口进入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半岛新收复的领土内,并让他们成为士兵。这样,这些士兵只能卖掉他们以前的田地,到新迁移的地方领取新的地产,同时还可以享受一些财政上的优惠政策。到9世纪的时候,拜占庭军队不再沿用以前的名称“斯爪提吉艾”,而是开始被称为“瑟马塔”(themata,军区。单数是thema,源自希腊单词,表示“位置/安置”)。名称的变化显然表明军队的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此时的每支军队和自己驻地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因为他们扎根于此,对驻地产生了很强的归属感。此外,军队的士兵就从当地人口中直接招募,这样军队和当地社会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例如,当地社区还得负责给那些买不起武器装备的士兵提供援助。这对拜占庭政府当然有利,因为地方驻军的部分开支就可以由驻地社区负责解决了。虽然这时拜占庭政府还继续给士兵发放现金作为军饷(例如,职业军团塔格马塔),但总体而言,拜占庭帝国现在的军事力量大有改观,它拥有了一批数量稳定、装备良好且财政负担更轻的军队。军队将军的身份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现在不但是军队的指挥官,而且成了瑟马塔的管理者,因为此时的瑟马塔已经财政独立,可以自主行政,还设立了专门的行政长官进行领导。不过,除了其他管理事务之外,行政长官还得在战时保证军队的粮草供应。

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力量总体呈现一种快速扩散的趋势:除了最初的4个军区(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斯拉克西恩和奥普西金)以及帝国海军舰队——它们最迟在687年就已经全部发展就绪,帝国在8世纪和9世纪的时候又出现了几支新的武装力量。例如到8世纪70年代的时候,奥普西金军区已经被拆分成3个瑟马塔;而亚美尼亚军区则分成了两个瑟马塔。到了830年,拜占庭帝国还从斯拉克西恩军区中分出力量来组建卡帕多西亚军区。此外,随着领土的扩张,拜占庭帝国建立了更多的军区以便作战时可以灵活组合。到了9世纪30年代,新建的军区包括了赫拉斯(Hellas,在7世纪末一片位于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地区)、卡弗尔勒尼亚(Kephalenia,一座位于希腊西部的岛屿,在君士坦丁五世统治时期,用于保卫亚得里亚海和达尔马提亚海岸地区)、马其顿、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以及赫尔松(Cherson,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之上)。

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在各方面都出现了军事化倾向,这也必然对它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化价值观。到了8世纪早期,拜占庭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重大变化,因为过去的元老院精英们或多或少退出了历史舞台,即使其中剩下的人员也融入了当时社会仅存的两个稳定阶层,即拜占庭朝廷和教会。这两个阶层,尤其是教会,在经济上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因为从查士丁尼一世时代起,直到当时,教会的财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拜占庭政府完全免税的优惠政策的保护。虽然在紧急时期,一些拜占庭皇帝——其中最著名的是利奥三世以及后来的尼基弗鲁斯一世——也会不顾教会享受的优惠待遇,对教会的财产或者耕种教会土地的佃农进行征税。在军队指挥中,虽然也有人来自贵族家庭,但绝大多数军官都是新人。军队将军和其他一些高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逐渐上升,导致拜占庭帝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即军事贵族,他们从9世纪晚期起就开始主宰拜占庭的政治生活。虽然军官不是世袭制,但拜占庭社会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名门望族——通常是军事家族,这也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家族血缘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教会领导层中的一些成员(特别是那些以前从事世俗工作的人)有着非富即贵的家庭背景,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其中佛提乌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们与新兴的军事贵族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相比之下,如果说7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主要表现为大地主阶级的没落与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的兴起,那在8世纪晚期和9世纪,拜占庭军事贵族的出现则扭转了之前的社会发展趋势。

拜占庭帝国在8世纪的历史呈现两大主题:一是面对并考虑自己在与穆斯林不可避免的共存形势下应当采取怎样的长期策略;二是反思并找出社会发展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拜占庭帝国对此反思的结果是决定进行一场改革,既包括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些在生活和管理层面采取的措施,又包括在精神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改变。

在741年,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发布了一部新的法律图书《法律精选》(Ekloga)。查士丁尼一世通过编撰长篇大论、详尽无遗的大部头法律著作来留名青史,而《法律精选》却反其道而行之:它的内容只相当于现在50页的打印文本,其目的是将最有用的法律条款收集成册,以供法官们参考。它的内容明显偏重于家庭法(例如,皇帝看起来就像是寡妇和孤儿们的保护者),此外,该书还将死刑改为肢残,目的是显得“更人道一些”,毕竟一个被砍掉四肢的犯人还得活下去以忏悔自己的罪恶行径。在《法律精选》的前言中,拜占庭皇帝清楚地阐述了对自己应扮演角色的认识:既然“皇权神授”,那么他们就必须负责引导人们走上正义之路。据说10年前,利奥三世曾在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中使用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表达:“我身兼二职,既是皇帝,又是教士。”虽然他说得言不由衷,但这句话却很好地表明了教会和朝廷所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威概念。

其中一方面是皇帝,他们通过战争取得胜利。为了保证帝国和人民的生存,他必须实施严格的行政管理,并要求人们在所有问题上——甚至包括信仰——对他完全服从,不得有丝毫异议。另一方面是一些教会的首脑人物,他们抵制那些世俗权威对上帝神圣世界的侵犯行为。这一时期皇帝和教会之间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表现了出来。早在8世纪80年代特拉乌斯任职前,牧首的权力还很薄弱,而拜占庭皇帝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任免他们。但特拉乌斯担任牧首之后,开创了一段牧首权力大大加强的时期,例如在很多时候,像尼基弗鲁斯一世和佛提乌斯这样世俗出身的人物,担任牧首时都曾表现出强势的一面。在这种背景下,拜占庭朝廷支持的圣像破坏运动注定会失败,事实上,圣像破坏运动的结束的确标志着教会取得了这场宗教战争的胜利。尽管787年的尼西亚会议曾发表庄严的宣言,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大马士革的约翰,他对图像作用进行了精细周密的宗教阐述。然而实际上宗教圣像在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根深蒂固,不可能通过宗教或政治上的争论就被连根拔除、丧失影响力。从拜占庭帝国在8世纪和9世纪经历的这场改革的整体背景来看,同时考虑到这些改革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们都只是冲突和妥协的结果而已,那圣像破坏运动就应当被看作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而不应当被视为这个动荡时代的中心问题。

再度回到清理遗产这个话题上。圣像破坏运动正反两方都编撰了大量的长篇文集,这表明君士坦丁堡城内存在着很多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些图书馆除了实际上可为宗教之争中正反双方进行论辩提供参考知识之外,也激发了阅读者的创作激情,并在10世纪时结出果实。

另外一个能够激发创作灵感的来源是当时人们同伊斯兰教之间的接触。从8世纪下半叶开始,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出现了一片文化繁荣现象:在皇家和精英阶层的资助之下,数以百计的古希腊哲学、医药和科技作品被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显然拜占庭帝国也注意到了阿拉伯人中发生的这一现象,因为伊斯兰领袖们不断派出使者向他们索要特定的手稿,并且一有机会就把图书馆的书籍文献洗劫一空。拜占庭帝国在9世纪显然也对穆斯林翻译和占有的那些作品产生了兴趣,这个时机当然不可能是纯属巧合。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体现在当时的数学家利奥身上,他生活在狄奥菲洛统治时代,是一位拜占庭的学者兼教师,后来还成了主教。利奥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据说他发明了烽火预警系统,该系统可以监视阿拉伯人的侵袭活动,如果危险迫近,它就会自动向拜占庭朝廷发送警告。不久之后,利奥开始在君士坦丁堡城内的马格瑙拉宫殿举办的高等教育学校任教。在那所学校中,人们可以学习哲学、几何、天文和语法。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历史人物,如主张损毁圣像的君士坦丁堡牧首兼文法家约翰以及佛提乌斯,他们都和这场文化复兴活动有关。佛提乌斯留下的大量作品涉及不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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